作者：胡平原    转载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政协报

说起重庆特园，民主人士、社会名流贤达等人士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它是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贤达多会于此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经常来此与民主人士举行座谈。

特园内景

“民主之家”

重庆特园是鲜英先生的公馆，鲜英字特生，故名其园为“特园”，又名其宅为“鲜宅”。特园始建于1931年，位于嘉陵江畔的南岸，占地两亩多，结构严谨，布局典雅，主楼名曰“达观楼”，既为主人的斋名，也表达了主人的性格。

鲜英生于清光绪元年四川西充县太平乡贫农家庭。光绪末年，四川总督锡良奉旨办新军，在成都创办“弁目学堂”，后改为“陆军速成学校”，为新军培养基层干部，鲜英考入该校，即参加同盟会，从事反清活动，并与后来四川实权人物刘湘、杨森、唐式遵、潘文华、贺国光等为同学，平时交谊深厚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从南京搬迁重庆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云集，社会活动极为频繁。恬静的特园也因为主人广交四海朋友的性格，成了重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场所，很多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这里，利用各种朋友聚会交流对时局的看法。

好客的鲜英历来对人们落落大方，性情豪爽。重庆特园民主之家来的三朋四友，最先人员不多时只几个人，时逢中午或者是晚上都是在鲜英的公寓和鲜英一道用餐。这些社会贤达名流总是喜欢饮点小酒，所以鲜英的伙食堂里常常是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。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，职教会、抗战文艺习作会、民盟、救国会等只要有活动便在这里举办，因此这里就更加热闹了。鉴于这种情况，特园主人鲜英专门请了多名厨房工作人员为民主人士开办伙食，所以长期以来宾朋络绎不绝。据查阅资料，为了办好“民主之家”，中共南方局定期为特园拨款，社会名流民主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资特园。

特园既是鲜氏拥有的私人财产，也是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贤达的聚会之地，董必武同志称这里为“民主之家”。在特园，各党派、各协会学会、民主人士、社会贤达不管官职多大，学位多高，资格多老，他们都统称“同志”，年龄高的长者便称“老同志”。这样的称呼既亲切，又和谐平等。

冯玉祥将军题写的“民主之家“匾额””

　“民主之家”这一个称谓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认，冯玉祥将军为之书写“民主之家”的匾牌，高高挂在鲜宅的大门之上。张澜先生撰写楹联，联曰：

“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，善工书，善将兵，善收藏图籍，放眼达观楼，更赢得江山如画；

那管他法西斯蒂压迫，有职教，有文协，有政治党团，抵掌天下事，常集此民主之家。”

郭沫若同志在《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》一文中，对特园有如下描述：

同在上清寺，有鲜特生的公馆，名叫‘特园’，民主人士也时常在那儿聚会。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以来，竟成为民主同盟的大本营。民主同盟张澜就是住在那儿的。‘特园’很宽大，位于嘉陵江南岸，眺望甚佳。这儿后来由大家赠予了‘民主之家’的徽号，是我写的字，还题了一首诗上去……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，‘特园’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，可惜我们在重庆时没有把这儿所经过的一些事情尽量记录出来。

曾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钱之光同志也在《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》一文中写道：

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总理（原文如此）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……周总理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，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。

诸如此类的评价，既肯定了特园的历史作用，又反映出主人鲜英的性格特征。这种性格特征，可以概括为对旧营垒表现的“和而不流”，甚至反戈相击；对爱国者表现的急公好义，卒至以家为国；对旧社会表现的正义感，于是聚志士仁人以尽瘁国事；对新时代表现的进取心，于是谋革故鼎新以自强不息。宾至如归，誉满山城，绝非偶然。

中共的“特殊”朋友

鲜英

1938年7月，国民党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，周恩来与张澜恳谈，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，希望张澜鼎力相助。作为中共的忠实朋友，张澜当即表示竭诚欢迎。

国民参政会闭幕后，7月19日张澜同黄炎培、江问渔、李璜等飞抵重庆，下榻于特园。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周怡同志，当即前往拜访，张澜便将周怡介绍给大家，特别介绍给热情好客的主人鲜英。

7月27日，由主人鲜英出面，招待黄炎培、江问渔等远方来客，同时请了地方上颇具影响的各方面人士作陪。席上张澜着重指出：由于国难严重，将有大批爱国志士进川，我们应当尽地主之谊，妥善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。当时在场的就有卢作孚、吴晋航、何鲁、郭有守等接受张澜的意见，作了诚恳的表示。

1938年底，周恩来、董必武同志抵达重庆后，周恩来便请董老去特园同鲜英面商：中共为各界人士共赴国难，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。特园若能提供这样的方便，当是最理想之处。

第二天，周恩来由董老陪同亲赴特园，感谢鲜英的支持，相谈三个多小时，分析了国内的形势，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地位、任务和统战政策，并说：“在蒋介石的高压下，这也可能给特园带来麻烦，请问你怕不怕？”鲜英回答道：“都是为了共赴国难，我是一愿意，二不怕！”

从此以后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吴玉章等，便成了特园的嘉宾。特别是1945年秋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短期内就三度光临重庆特园，为特园的历史增辉添彩。

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、柳亚子、张群、邵力子、王昆仑、刘文辉等等，包括联合会的重要成员，都曾做过特园的贵宾客人。

至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中，无党派有张澜等；国社党有张君劢等；第三党（即农工民主党）有章伯钧等；职教社有黄炎培等；乡建派及平教会有梁漱溟等；救国会有沈钧儒、邹韬奋、陶行知等；妇女界有李德全等；工商界有卢作孚、胡子昂等；学术界有马寅初等；文艺界有郭沫若、沈雁冰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老舍、巴金、田汉等，他们都曾以特园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，有不少的人还长期寄宿于特园。

参政员们的俱乐部

国民参政会迁至山城后，历届参政会中的进步参政员，经常聚首于特园。沟通情况，交换意见，磋商国事，探讨大计，酝酿提案，起草文件，很少间断过，特园无形中成了参政员们的“俱乐部”。参政会的历届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经常出没于特园，这又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办公场所。

1938年12月23日，汪精卫叛国投敌，震惊中外。

翌年1月3日，张澜会同黄炎培、梁漱溟、江问渔、冷御秋等，在特园起草宣言，声讨汪精卫，但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。最后，这份宣言通过鲜英，在《新蜀报》独家发表了，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。

1939年1月，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，制定“防共”“限共”“溶共”的反共政策，设立“防共委员会”。接着秘密发布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《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》。这些消息通过特园这个信息平台不胫而走，引起社会的关注。6月12日湖南“平江惨案”发生，国民党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实情况。参政员则将报告印成书面文件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，这就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，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。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，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：“共产党抗日，为什么你们不同意？”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，使蒋介石窘迫不堪。

1939年秋，梁漱溟从抗日前线视察返渝，寓居特园，在特园向重庆各界汇报前线国共摩擦的情况，深表忧虑，其时适值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，梁漱溟、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等参政员事先在特园商定，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，以集中举国力量于抗日大业。11月23日，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，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、左舜生、章伯钧、罗隆基、晏阳初、光升等国共以外党派和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。11月29日，梁漱溟面见蒋介石，陈述该会为从第三者立场上拥护《抗战建国纲领》，“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，共就事实，探讨国事政策，以求意见之统一，促成行动之团结。”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，允许该会成立。

1940年，统一建国同志会举行多次座谈会，这些座谈会大都在特园举行。当时国际形势颇为紧张，国内的国共摩擦有增无减。与会者“坐而论道”，也曾将所“论”的意见向当局进言，可是从未受到过当局的重视。这样一来，与会者深感失望，出席率日渐减少，终于使座谈会难以为继。待到同年冬天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、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、彭德怀发出“皓”、“齐”两电，导致国共问题的尖锐化。梁漱溟、黄炎培、左舜生、张君劢皆认为调解国共纠纷，必须有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，于是从12月开始，在特园多次集会，酝酿筹备新组织的问题。

在1940年内，周恩来、林伯渠、董必武、秦邦宪都曾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的政策。特别是在8月的一次集会上，周恩来讲了中共的团结政策，强调“只有抗战到底，才能团结到底，也只有团结到底，才能抗战到底”的道理。这就启发了各界人士深明大义，因而深受教育。

这样的集会，经常在特园举行。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，也来特园举行。

民盟在这里成立

　　1945年10月1日至12日，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即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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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1年3月19日，张澜、黄炎培、江问渔、梁漱溟、李璜、左舜生、张君劢、罗隆基、章伯钧、丘哲等共17人发起，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，鲜英随即被推举为民盟的中央委员。

在特园内的政治气氛愈趋浓厚之时，国民党特务对特园的监视也愈趋严密。先是从上清寺至特园大门口，沿途摆设“香烟摊”“修鞋摊”等进行监视；其后更强租紧邻特园的“康庄”，由戴笠在此设置特务机关，日夜监视出入特园的人士，日夜窃听特园的电话。陈立夫还派人向鲜英“许愿”：只要特园拒绝和共产党人来往，“要官给官，要钱给钱”。鲜英干脆回答：“办不到！”特园内的活动，仍照常进行。

1941年10月10日，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“十大纲领”，特园在事实上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，民主空气洋溢于特园。

11月中旬，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，张澜于特园约集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，包括中共的董必武、邓颖超二位，共23人，在特园交换意见，酝酿提案。11月25日正式向参政会提出《实现民主，以加强抗战力量，树立建国基础案》，要求国民党结束“训政”，实行民主政治等10项主张，这件提案要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，竟然被蒋介石压制，不予讨论，张澜为此抗议，两年之久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。

“光明在望”

1945年2月14日夜，周恩来假座特园宴请孙科、黄炎培、陶行知、郭沫若等20余人。席上，周恩来向大家报告了国是问题的洽商经过，并征求大家的意见。

3月13日，民盟领导人在特园传观周恩来致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信，信中表达了对当前国内民主和团结问题的意见，包括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的代表，必须容纳国民党以外各方面人士。民盟对此表示赞同，终于使国民党在中国10人代表团中，容纳了董必武、李璜、张君劢、吴怡芳、胡适、胡霖等中共和民主人士，共同出席旧金山大会。

8月28日，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，在43天的短时间内，毛泽东三度光临特园。

第一次是毛泽东在抵渝的第三天，即8月30日，就特意光临特园，同张澜、鲜英长谈。

第二次是9月2日，民盟领导人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、王若飞同志。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，挥毫写下“光明在望”四个大字，使在座的同志们深受鼓舞。

第三次是9月15日，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，张澜向毛泽东提出若干建议，受到毛泽东的采纳。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、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，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管下，促使谈判成功。

当毛泽东飞离重庆时，张澜、鲜英亲自去机场相送，毛泽东深表感谢。

民主之家永不朽！

1945年11月12日晚，由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、左舜生、章伯钧、罗隆基、张申府、周鲸文等，在特园宴请张群、王世杰、邵力子、周恩来、王若飞等，商谈社会贤达的人选等问题。民盟曾为抵制国民党原定1944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，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及早召开，然后由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的召开问题。同时主张国共双方先行停止军事冲突，以改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的气氛。

11月10日和15日，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等在特园集会，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。19日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召开，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12月30日，张澜在特园致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协代表，建议在1946年元旦国共“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，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”。对此，毛泽东复电表示赞赏。

旧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。会前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亲赴特园，同民盟首席代表张澜商定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，事先交换意见，采取一致步调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。

开会期间，周恩来、王若飞、吴玉章、秦邦宪等不分昼夜，经常去特园同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、梁漱溟等交换意见，当时民盟代表团已住进国府路300号，但特园内的政治气氛，并未因此而稍减。

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初迁回南京，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随同前往，国内的政治、军事中心亦随之转移。

自1946年冬张澜离开特园去上海之后，特别是1947年春中共驻渝代表和《新华日报》被迫撤退以后，鲜英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，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。

随着重庆的解放，特园的历史使命也就大功告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，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迁居北京之后，鲜英曾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张澜、郭沫若等人的盛情招待。他们衷心感谢“民主之家”对民主革命作出的贡献，感谢鲜英无私提供的中国民主政治舞台——特园。董老念念不忘地说：“当年国共之间有几件大事，就是在特园内决定的。”黄炎培亲笔写道：“鲜特生老同志，在反动政府下，敢于经常地容纳有中共同志参加的民主人士集会议事，日夕授餐，被题为‘民主之家’。‘老同志’！这一称呼，至今回想，能接受者有几人呢？”

郭沫若后来为特园题诗：

嘉陵江头有一叟，银髯长可一尺九。

其氏为鲜其名英，全力为民事奔走。

以国为家家为国，家集人民之战友。

反对封建反法西，打倒独裁打走狗。

有堂专为民主开，有酒专为民主寿。

如今民主见曙光，民主之家永不朽！

（本文史料参考了《重庆文史》第二十九辑，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政协文史研究员）